男子被誣陷地鐵偷拍案開庭未宣判當事人：至今也想不通 發生了什么

【男子被誣陷地鐵偷拍案開庭未宣判，當事人：至今也想不通】下面大家可以一起來看看具體是什么情況！

“你是不是在偷拍？”始于四個月前的質問，終于迎來了最終的結局。盡管當天被質問的何葉（化名）就已經證明了自己并未偷拍，但他想要的一句誠懇的賠禮道歉，卻很不容易。

一切風波始于何葉的鞋子，鞋面上兩個金屬裝飾物發出了反光，讓同車廂兩名女性乘客認為有“偷拍攝像頭”。隨后，雙方一同前往了派出所，經民警檢查，確認了何葉的鞋子并沒有攝像頭。何葉也收到了一句“對不起”，但在他看來，這句道歉極其潦草敷衍。

在車廂中被指責、當眾脫鞋檢查、在地鐵站墻邊光腳等待，再到警務室。他想不通，“為什么會是自己？”他更想不明白，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而他卻連一句誠懇的道歉都沒等到。

何葉決定起訴，他要通過法律手段維權。其間，他在網上尋求目擊證人，也經歷了“不立案調取不了證據，沒有證據無法立案”的僵局，好在有目擊者愿意為他提供幫助，得以成功立案。

11月3日，該案在成都鐵路運輸第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兩名被告女子本人未出庭，由代理律師出庭應訴，案件未當庭宣判。

“眾目睽睽下被‘逮捕’了”

6月11日，這是事發的日期，何葉記得很清楚。原本那天他過得非常愉快，頭一晚和朋友去爬了龍泉山，欣賞了日出，當天還和朋友聚了會。

當天晚上，他搭乘地鐵從犀浦返回世紀城，這趟行程從成都城西到成都城東，幾乎跨越大半個市區。在從地鐵六號線換乘到一號線后，何葉還為一對年紀較大的夫婦讓了座位，隨后他站到了地鐵車門旁的金屬立柱邊。

此時，何葉回家的行程已經走了大半，但意外突然而至。車廂內，兩名女性突然大聲喊道：“你是不是在偷拍？”并說出了她們的理由：她們看到何葉的鞋面上閃過綠光，懷疑這是小型偷拍攝像頭。

何葉當時所穿鞋子（受訪者供圖）

此時，何葉只覺得“一臉蒙”，整個車廂的人都看了過來，待他回過神來，地鐵安全員已經抵達他身邊。事后，何葉在自述文章中寫道，“在全車眾目睽睽的注視下‘我被逮捕了’。”

愣神過后，何葉脫下了鞋襪，讓對方檢查，以證明自己并沒有偷拍。旁邊的乘客也向兩名女士解釋，他們看到的應該只是鞋子上金屬裝飾物的反光。

何葉事后拿到的現場視頻顯示，他站在金屬立柱旁，褲腳提了起來，一名坐著的女士說道：“它是在閃光，不是在反光。”旁邊另外一名女士補充道，“剛剛親眼看到的，我們拍的時候他就關了。”

事發現場（受訪者供圖）

“就像是犯人在指認現場”

何葉回憶，他當時除了迷惑，更多的是無助，但他沒有過多爭辯，只是默默地配合。

彼時，“廣州地鐵大叔被指偷拍一事”正鬧得沸沸揚揚，何葉沒想到這種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在車廂內他脫鞋自證清白，甚至不敢用手，只能用左腳蹬掉右腳的鞋子。

當時的乘客施先生是目擊者之一。他介紹，事發6月11日晚10時許，當時他正乘坐地鐵回家，途中突然聽到有兩名女生指責一名男生鞋子上有偷拍設備，“因為平時挺關注這方面新聞，就特地留意了一下。”

施先生介紹，兩名女子稱這名男生的鞋上有問題，裝了偷拍攝像頭，他也特意觀察了一下鞋子，鞋子上有金屬片，但根據他的推斷，這樣的鞋子是不太可能有偷拍設備的，他將自己的推斷告知了兩名女子，無奈對方不信。

施先生還繪制了一張示意草圖。草圖顯示，當時他坐車廂右邊，兩名女子的座位在車廂左邊，被指偷拍的男生則站在座位旁邊的一根竿子附近，距離兩名女子有一米左右距離。

施先生繪制的草圖（受訪者供圖）

在地鐵抵達錦城廣場站時，何先生在地鐵安全員的“攙扶”下走到了站臺，他被要求靠墻站著，“把右腳的鞋子脫下來，并且不允許我用手碰我右腳的鞋子。”不過在下車之前，他自信地回頭告訴同車乘客，請大家相信他。

在地鐵站臺，走來了地鐵工作人員詢問情況。何葉表示，全程他幾乎沒有說話，“我復述一遍會有一種在指認現場的感覺。”并且他認為，“按照我的哲學，出現問題就應該像貝克漢姆一樣，被冤枉了、批評了，不用解釋，讓他們的批評和懷疑更加深刻一點。現在他們對你的懷疑有多深，那么后面他的后悔就有多重。”

在此期間，何葉也反應過來，這件事應該報警處理。地鐵值班室工作人員幫忙報了警，何葉就一直站在墻邊，一只腳的鞋襪被脫掉，等待警察抵達。何葉從未覺得時間過得如此之慢，身邊列車一趟趟經過，幾乎每一位經過的乘客，都要看他一眼。“我覺得我已經社會性死亡了。”何葉說，雖然他并沒有做出任何不妥的事情，但對不知情的路人來說，“這就像是犯人在指認現場一樣。”

“過于敷衍的道歉，我不接受”

當晚11時許，何葉終于等到了警察的抵達，一同搭乘地鐵前往派出所。他記得，在地鐵上，一位民警曾坐在座位上反復觀察，“就好像是電視劇里的場景復現。”

在派出所，民警當著兩位女士的面，將何葉的鞋子脫下細致檢查，甚至連鞋墊都檢查了。最終，民警確認，鞋子中并無任何攝像設備，何葉也并未偷拍。

有了民警的一錘定音，何葉本以為這場鬧劇可以就此結束。按照他的理解，事情清晰明了之后，兩位女士為自己的不妥行為道歉，也就到此為止了。在民警和兩位女士溝通后，一位女士對著他飛快地說了句“帥哥，對不起”，便要轉身離開。

“她們好像一秒都不想多待。”何葉說，他認為對方根本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進行誠懇的道歉，過于敷衍，“我不接受道歉。”

他在筆錄簽字上明確寫道，自己將提起訴訟。

原本十分正常的回家之路，因為這一波折，讓他身心俱疲。“出派出所已經晚上12時左右了，我當時只覺得自己胸悶氣短，難以呼吸。”何葉表示，當時他沒有第一時間回家，而是去了醫院，好在經過檢查身體并未出什么毛病，但當晚的事情卻壓得他喘不過氣。

在醫院等待報告時，何葉將自己的經歷寫成了長文，發布在網上。引起了廣泛討論，有人表示支持他依法維權，還有律師表示愿意免費為他提供法律援助，有人則認為他的文章是一篇無中生有的“小作文”。

“曾感覺走進了死胡同”

網絡吵得不可開交時，何葉也下定決心要起訴兩名女士。他說，起訴是因為這件事的整個過程中，自己證明了清白，但他并沒有感受到對方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打官司對何葉來說是第一次，就像是電影《秋菊打官司》一樣，他要的是一個“說法”。

維權之路，卻比他想象中要復雜得多。在第一步，就撞了“南墻”，決定要起訴后，他就去了派出所，希望能拿到報案回執或者是筆錄。但由于他并非報警人，且并未立案，警方無法為他提供相應材料。

于是，何葉只能求助專業人士。此前，網絡上有律師表示愿意為他提供免費的法律援助，還有網友表示愿意為他眾籌律師費，但何葉都拒絕了，“我這件事只是發到了網上，受到了大家的關注，但依舊是一個普通人的維權，我想自己進行。”在他和多家律所溝通后，最終敲定了一家，對方也按類似案件的最低標準收費。

可當他準備前往法院立案時，又再次撞了“南墻”。由于何葉無法提供任何實質性證據，法院也無法為他立案。“立案需要證據，可我不立案，就調取不了證據。”何葉說，他前后忙碌許久，“派出所在南邊、律所在北邊、地鐵公司在東邊”，他輾轉于成都市的各個角落，最后感覺自己走進了死胡同。

“真的感覺到有些絕望，很無助，但這也是正常程序，警方不可能聽我一面之詞就把涉及其他人的資料給我，立案我又確實拿不出直接證據。”何葉說，盡管困難重重，但他依舊堅定地想維權，他有兩個方法，要么目擊證人愿意為他提供書面證明，要么到兩位女士的戶籍地立案。

何葉希望尋求目擊證人的幫助，然而彼時，曾經接受極目新聞記者采訪的目擊者施先生，又恰巧身在國外，多有不便。何葉說，他本想尋求地鐵公司的幫助，但對方也拒絕為他提供書面材料。

好在柳暗花明又一村，另一位目擊者愿意為他提供書面證明。

立案通知書（受訪者供圖）

終于，在目擊者的幫助下，何葉走出了維權的最關鍵一步，成都鐵路運輸第一法院受理他與兩名女士的“一般人格權糾紛”案件。此時，距離“地鐵被指偷拍”已過去了兩個多月。

立案成功后，何葉長舒了一口氣。自6月11日事發以來，他無數次想過：“為什么是我？”決定維權以來，又經歷了重重困難，同時他要平衡工作、生活和維權，層層重壓下，他只覺得自己的頭發也掉了不少。而這件事，他除了在向公司領導請假時透露了外，并未告知身邊的家人、朋友。

何葉說，好在公司領導也表示會支持自己，并在工作上為他提供了些便利，同時，在網絡上盡管也有人質疑，但更多的是來自陌生人的鼓勵和關心。

“不想借此成為網紅”

立案成功后，何葉的生活也基本恢復了正常，但這件事對他的影響卻一直沒有消散。搭乘地鐵，他會下意識遠離車廂門的那根金屬立柱，摘下自己的眼鏡，盡可能往人少的地方站，即使要玩手機，也盡量把手機放平，以免引起誤會。

在自己的文章受到廣泛關注后，還有5位和他有相似經歷的人聯系過他，但其中4位都已放棄了維權。最后一位仍在維權的男士，也一樣陷入了沒有證據無法立案的窘境。

這位維權者接受媒體中國青年報采訪時表示，他在地鐵安檢時，一名年輕女子說他“性騷擾”，并當眾對他進行了言語侮辱。警方查看監控后，證實他并沒有不法行為，但該女子拒絕道歉。郭先生決定起訴。在多次與法院和警方溝通后，郭先生依然因為缺乏證據材料無法立案。他的經歷并未像何葉一樣獲得輿論關注，沒能找到為他提供證人證言的目擊者。

何葉說，四個月來，他深感維權之路艱辛而漫長，但對方侵權的成本卻是極低，“就算是對方錯了，因為沒有造成實質性傷害，最多也就是一句道歉就了事。”

“我至今也想不通，實在無法理解她們（兩名女士）。”何葉說，過去四個月了，他依舊沒想明白，當時怎么會被誤認為在偷拍的，當時他和兩位女士的穿著都是再正常不過，且他站立的位置距離兩位女士也有相當的“安全距離”，最讓他無法理解的是，在警察證明他的清白后，兩位女士的敷衍態度，“一個人要道歉，肯定得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才行”，這也是他維權以來的最大訴求。

偶爾，他也會想，如果當時自己沒有讓座會怎么樣，“我沒有后悔讓座這個行為，但忍不住下意識設想，當初也許一些小變動，就不會有后面這一系列問題了。”

何葉說，最初他還想著經濟賠償只要1元錢，但后來改變了主意，他認為1元錢對對方來說沒有壓力，即使敗訴也不會覺得自己錯誤，最終他同律師協商后，按正常訴求提了經濟賠償。

另外，何葉也將成都地鐵作為了被告追加。他認為買票乘車就和地鐵方建立了合同關系，但地鐵方在事件的處置中，對他造成了次生傷害，且在維權途中，地鐵方也沒有進行任何的配合。

“這只是一個普通人的維權，這樣的事也可能會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何葉一再表示，他并非想借此成為網紅，起訴也只是想維護自己的權益，他想盡快開庭，“好結束這一切，讓自己回歸正軌。”

11月3日，該案在成都鐵路運輸第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兩名被告女子本人未出庭，由代理律師出庭應訴，案件未當庭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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