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領導者集體討論數據策略

自數字分析技術問世以來，全世界的企業一直在使用大量的關鍵數據來提取可行的見解，從而使他們在競爭中脫穎而出。

但是，在學校方面，圍繞數據的對話和策略往往更加復雜。畢竟，孩子們參與其中，這引發了領導者在實施數據策略之前要考慮的眾多復雜因素。

即使對于堅信自己的學校擁有防傻瓜數據策略的領導者，也可能會遇到令人沮喪的陷阱。例如，在教育過程中使教育者易于訪問和解釋數據并不總是那么容易。

最近的一次活動聚集了13位杰出的教育領袖，討論了幫助校長解決這些問題的策略，等等。

11月20日在墨爾本QT舉行的Educator&Canvas高管圓桌會議聽取了AHISA首席執行官Beth Blackwood，戰略教育中心首席執行官Andrew Barr以及來自維多利亞州教育系統的其他11位領導人的意見。

讓數據成為福音，而不是負擔

午餐時間的討論由Instructure Enterprise的高級區域總監(APAC)Harrison Kelly主持，該機構運行Canvas學習管理系統。

凱利(Kelly)首先強調了數據可訪問性對教師的重要性，其中一些人擔心圍繞數據采取的舉措更多的是負擔，而不是教學的推動者。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如今大多數人如何進行銀行業務。很少有人通過銀行的網站訪問其銀行詳細信息。相反，他們轉到一個應用程序，可以輕松登錄并使所有信息觸手可及。”他說。

“這將用戶體驗置于中心，如果教師想訪問這些數據，這就是教師所需要的方式，否則將是一種負擔。”

圓桌會議的主要發言人是墨爾本戰略教育中心首席執行官安德魯·巴爾。他指出了讓學生參與有關如何使用和傳達數據的對話的重要性。

巴爾說：“經合組織《 2030年教育和技能的未來》報告談到了個性化學習，學生福祉，成長和有效解決問題的價值。”

“因此，所有這些數據的整合都需要整個孩子的整體。正如報告所說，兒童需要成為自己人類進化的作者。”

學生作為數據的共同所有者

在圓桌會議期間，Instructure亞太地區解決方案工程和投標管理經理賈里德·沃德(Jared Ward)曾擔任15年教師，他提出了一個非常規的想法。

他說，盡管學校以及許多與之合作的私營部門組織擁有大量的學生數據，但將這些數據帶回家以檢查并反思自己的進步，學生自己可以從中受益。

“我不僅在談論成績和分數，而且在談論所有數據。那就是令我激動的-數據的民主化。這將有助于告知他們未來的職業。”

AHISA的首席執行官貝絲·布萊克伍德(Beth Blackwood)說，這個想法令人振奮，特別是對于高中生。

“ Gonski的報告談到了個性化學習，但是如果一個班級只有24名學生，那么如何期望老師在個人層面上做到這一點呢?” 她說。

“父母的個性化學習觀念是他們的孩子有專門針對他們的程序，我們知道這是不切實際的，但如果學生能夠理解數據，它確實會給他們機構以個性化的體驗。”

這個想法的另一個支持者是新南威爾士州路德教會教育和塔斯馬尼亞州的領導和學校改善主任羅杰·阿什克羅夫特。

“這個學期老師可能會教一些東西，但是當他們在下學期把它帶回來時，班上的每個人都可能忘記了它，” Ashcroft說。

“一個有趣的問題可能是我們如何在該領域中使用數據。”

但是，他也承認對保存記錄的擔憂，有一天可能會再次困擾在學校表現不佳的學生。

“有記錄我們什么時候失敗，我們不擅長的科目，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所有這些數據會保留嗎?未來的員工能夠查看這些數據嗎?”

您的數據有什么目的?

桑德赫斯特天主教教育局副局長卡斯·狄龍(Cath Dillon)強調，教師的知識不能用數據代替。

狄龍說：“重點必須放在建立教師的知識和能力上，而數據支持這一點，而不是相反。”

“我們的教區工作圍繞著應對學生學習中的變化，并理解任何同齡人的學習都會有七到八年的變化。教師對他們的實踐和課程知識有什么要求?”

狄龍說，教區正在朝著這樣一種觀念發展：使用數據是為了支持教師檢驗假設。

“他們不去釣魚。當他們測試時，他們會評估。他們正在測試關于他們相信學生所在位置的假設。”她說。

“因此，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確實需要明確目標：我使用數據的目的是什么，這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