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河聞

一大塊布全遮住臉,雙腳狂跳幾個小時,嘴里念念有詞,熟悉的人皆知——那是巫師在跳神,正在傳達已逝者的意愿。湖南湘西的部分地方還盛行,在貴州卻到處都是。

是和落后嗎?不!川普熱衷于占星術,又算哪門子先進?在神秘主義和自然主義面前,科學主義只是未婚青年。

詩性的民族,大約都有著格外的意識形態,“落葉歸根”或許是農耕文明的共性,但華夏更甚。“葉”自然是肉體,關鍵“根”是什么?家鄉是物理空間,故鄉是心理空間的泛指。

于是,取——故鄉貴州。

以前的以前

區域辨識,大多樂于從久遠的人文史地里去找尋心智資源,這是貴州之所以不被待見的一大根源。說“過去的貴州”,多少有點不科學,而講“貴州的過去”似靠譜些。

文字的好處,是可以把區域族群共識更早地確定,但麻煩也正在斯,某外國人就直言不諱:中國人只重視文字保存下來的歷史,不重視環境保存下來的歷史。鄉土文明的中國人的日常勾兌,所用文字的頻率本來就低,而偏居西南一隅的貴州恰又是鄉土中的鄉土。倘非要在此較勁,貴州是吃虧的。

貴州趨于一個共性實體的聚合,是有唐一代之后的事。唐以前,貴州叫什么都永遠是一個謎。許慎的《說文解字》釋:“黔,黎也,秦謂民謂黔首,謂黑色也。”因為總要面朝黃土背朝天,皮膚曬得周身黑徹。秦朝當家的從來不地道,發明了“黔首”以喻無產階級。從此,“黔口”“黔丑”“黔愚”似雨后春筍,徹頭徹尾地鄙視。

唐設黔中府和黔中道,除了必要的歷史承襲,更核心的是地域歧視。有鮮卑血統的李世民,歷來對塞北和西南有偏見。

自視清高的柳宗元是鐵桿的崇儒貶佛者,他以文學手法硬生生地把驢放到黔地,謂之“黔驢技窮”。分明是“驢到黔后才技窮”,黔比竇娥還冤!倘若你去問他,他自然會狡辯——是你們理解錯了,關我俅事?

荒蕪、落后、野蠻、封閉、自大,是有唐一代乃至后來宋元明清歷朝當家人對這片土地的一律看法。唐顯慶四年(659年),德高望重的長孫無忌因反對立女強人武媚娘為后,被削爵流放黔州,郁郁寡歡自縊而死。官癮極重的李詩仙因永王李璘謀反案被牽連,也被丟在夜郎,有人說在桐梓。彼時的黔地,很成功地成了罪臣和囚犯們流浪性的旅游目的地。

如果只是這樣的尋章摘句去找尋心智資源,貴州是不可愛的。有人將貴州比之于瑞士,多少有點附會。長得像離實質往往很遠,跟某明星相似就是明星?跟非洲黑人一樣黑就是非洲裔?瑞士的人固然也源于移民,但那是一群不想做德國人和一堆不想當法國人的拼湊體,這里邊有強大的自覺性作為依托,跟貴州很難同日語之。

世界除了事實,更多的是解釋。

有個背景需要吐槽,就是所謂的“華夷之辨”。東周末年,諸侯爭霸,孔丘著春秋大義,提出尊王攘夷,發揚文化之大義——以中原文明為中心,周邊盡皆被指蠻夷。這一辨的好處,自然是找見了圓心和制高點,但問題是造成的偏見也愈演愈烈。直到今天的學術界還偏執地以為: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搖籃,而其他地區只是以黃河流域為主的北方文化的滲透和輻射下才逐一成長起來的。20世紀195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考古發現,才開始動搖這一偏見。

大約南方人都“訥于言而敏于行”之故,其實中國南方的古代文明一直是比肩北方的黃河文明的。石器時代的考察可以明證,南北文明的發展是同步的。

何以見得?這要回歸一個命題——什么是文明?阿貓阿狗可能都通曉一個事實:人是最能折騰的一種動物。除了會杞人憂天地勾勒一大堆意識形態外,更要命的是能創制愈發復雜的各類器具,現在都到AI了。

我以前時常迷惘于文明的定義,它究竟是溫情脈脈的循環往復?還是銳意革新的單向前行?文明,是槍炮?還是鐮鋤?倘硬性結合,又四不像。歷經多次思慮后,我的結論是:文明,應當是能讓人類可持續地獲得更好的認知與生存的綜合方式。否則,就是逆文明。

擁有生命土壤,是一切文明的基礎,北極這種地兒就很難扯文明的拐。到過貴州關嶺縣的朋友都知道,那里有數量巨碩的海百合化石群與貴州龍化石群。

生物演化的邏輯是:從無脊椎動物演化為脊椎動物,脊椎動物又從最原始的魚類到兩棲類,再到爬行類。爬行類并行產生兩個進化途徑:一部分成鳥類,另一部分則演化為哺乳動物。海百合,正是從無脊椎動物向脊椎動物演化的過渡類活化石。

距今2億年前,貴州是一片汪洋,歷經地殼運動后,才變為今天溝壑縱橫的山地公園。因此之故,前述的化石群也才得以完好保存。除了關嶺,興義市、甕安縣、遵義市、桐梓縣又被陸續發現更多的多元的化石群。

舊石器時代的考古發現,貴州的黔西觀音洞、盤州大洞、桐梓巖灰洞、水城硝灰洞、興義貓貓洞、普定穿洞、桐梓馬鞍山、平壩飛虎山、六枝桃花洞等遺址,幾乎跑通了整個舊石器時代的早中晚期。其輝煌程度,甚至超過長江以南的多數省區,與黃河流域的原始文明相比也不落下。

舊石器時代尚且如此,新石器時代就無需贅言了。

威寧中水、沿河小河口、六枝老坡底、平壩飛虎山、普安銅鼓山、北盤江、赫章可樂、畢節青場等遺址,盡皆新石器時代的傲嬌。倘稍加深研,就發現這期間上述遺址所呈現的制器水準,無論陶器、骨器、磨制石器,還是紡輪、石飾品,已然彼時之巔峰。

結合貴州獨特的山川地貌,且受制于“出現了農業、畜牧業”為新石器時代的定義,就武斷作出“因不利于發展農耕,所以貴州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并不豐富”的結論是不科學的;言必談“貴州為移民大省”而忽略了“貴州輸出”也不科學;只盯住幾個景區和綠水青山而不往背后更深遠的人文探研做努力,則更不科學。

貴州的過去肯定不叫貴州,但卻魅力非凡。

貴州的史前,夠格冠以“中國南方文明的搖籃”。貴州的想象力,應當放到更宏遠的時空視角去建構。以沉浸式的數字方式去復盤呈現多維的貴州,才是貴州文旅的王道。

貴州,是生物多樣性的“元鄉”。

時間并非解藥,但解藥一定深藏于時間里。不過,你得具備識見它的慧能,否則,時間愈長病越重。上癮的原因源于持續了解,貴州的神秘面紗,才開露一點點。

魔幻現實

每每從任何一個地方飛抵貴州的任何一個機場,帶給你的總是某種莫名其妙的愉悅,是那種想要又一時難以言表的微妙感,一年四季皆如此。說貴州“夏無酷暑、冬無酷寒”顯然是很局部的事,但作為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的山地,確也氣溫變化小,冬暖夏涼氣候宜人。

跟熱帶雨林的諸省比,它幽涼;相較于同屬高原的高寒地帶,它溫潤。以貴州氣候喻人,高而不冷,溫而不熱,腴而不膩,雜而不亂,色而不淫。

不過究竟生得“八山一水一分田”,故“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就在所難免。氣候不穩定,災害性的干旱、秋風、凝凍、冰雹等頻度也極大,時常殃及農業生產。將貴州比之于任何一個區域,都是徒勞的。貴州就是貴州,因人的偏見而成就,也因人的偏見而邊緣。

偏見,多生于用已有之成見去對待新際遇。倘帶著偏見去面對綠水青山,也會覺得是窮山惡水。

王陽明因得罪劉瑾被貶謫至今修文縣龍岡鎮,因彼時集市貿易活躍,戌日趕場,故名“龍場”。此地為當時川黔交通要沖,距奢香劈山筑設九驛相去124年,跟車水馬龍的京城自不堪比,但要說“蠻煙瘴雨之荒山絕域”,多是為作新賦強做詞。王守仁就在其《瘞旅文》中刻畫龍場為“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并以太史公《報任安書》的筆調稱自己“歷瘴毒而茍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儼然一座人間。

他心情不好,因為面對程朱理學還依舊沒有找到所以然,更沒有形成自己的體系。加之沒有類似山地貴州的生活經驗,吐冤很正常。中國讀書人總喜歡以物抒情,也成了言志和排懣的管道。不過,一個滿腹經綸的人,如何以浙江普通話和當地的苗人及僚人溝通,倒是一件極為苦痛的事。

地處黔中的修文屬北亞熱帶和南溫帶季風氣候,常年雨量充沛、氣候溫和濕潤、雨熱同季,四季分明的同時,盛夏無酷暑隆冬無酷寒。這場景咋就變為“瘴癘之域”了?公子哥出身的王陽明究竟沒有諸葛孔明“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的經歷,否則他也會說“黔地龍場,雖連峰際天兮,飛鳥常聚”。

“自古圣賢皆寂寞”,既然“談笑無鴻儒,往來皆白丁”,老子索性孤獨到底——自己跟自己對話。終于,陽明心學的1.0版“心即理”橫空出世,一代宗師就此誕生。有人扯拐“王守仁不在貴州也一樣出心學”,頗有點唯物史觀的味道,但他顯然無視孟母三遷的深意。

貴州話跟自身地名相似,除了純粹的少數民族語言外,多數是以中文硬譯的少數民族話,即北方語系跟本土方言和少數民族腔調的融合體。

“廝兒陰倒起”(沉默)

“幺不倒臺”(NB哄哄)

“拐咯”(遭了)

“鼓搗搞”(硬來)

“快殺各了”(快結束了)

“太相陰了”(太便宜)

貴州人的罵,生殖器的詞匯固然多且頻,但并不總是挑起事端,也并不就此讓被罵者立馬想到罵了自己的雙親。因為罵得自然,罵得熟悉,罵得安逸,這是我在其他地方所未見的。它不似國罵“他媽的”這么輕佻,也不像“我操”那般矜持。貴州人討厭裝逼,也討厭別人裝逼,凡罵的原因,大體源于被罵者在自我加戲、加醬、加醋之際。不過,不裝逼就是裝逼的極致境界,是天花板的凡爾賽。

貴州鄉村的少數民族地區,那里的女人們聚堆聊天、插科打諢之能事,大約只有未被孔丘刪減的《詩經》方可媲美。

婦女“故事要講,但不要太粗太長,不然受不了”

女人們一本正經脫口而出的段子,全篇不帶一個臟字,卻讓正常的成年人瞬間破防。此刻一旁的男人們,唯有不知所措的面面相覷,至多相互調侃:“你那些齷齪的想法我都有過,你見我炫耀過嗎?”。男權?女權?她們向來不會矯情于此等文字游戲,和睦即安,本來如此。

在這片17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凝結了主體的九大文化——史前文化、傳統文化、民族文化、山地文化、通道文化、制度文化、江河文化、生態文化、紅色文化。歸結起來就幾個字:稀、奇、古、怪、神、秘。

古希臘的“愛智慧”主張,跟其包容“怪力亂神”有關,多元是創新的第一推動力。雖說儒家也主張與時俱進,但過度的厚古薄今和不言怪力亂神,致使本土被迫變法不斷。

區域文化上,跟諸多“自成一體”的省份相比,貴州是明顯的“一體自成”。這“一體”,也是逐一累積起來的。一個重要的現象是:從貴州出去的人,大多都會以各種方式回來,外鄉來到貴州創業居家的人,回鄉的卻極少。

文明有先后,文化無優劣。

秦漢以降,大量的少數民族陸續入遷貴州,但因為各自相安,自然崇拜和祖宗崇拜得以存續。安順的地戲,依然有觀眾;苗族的巫文化,大家仍舊保持相當的敬意。族際間、村寨間、家庭間、兄弟間、官民間、朋友間,都極少有爾虞我詐的麻煩。倘在一開始就相互詆毀,可愛的貴州早已不復存在。

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究竟是躺在文學世界里的意識流,貴州雖然絕口不提“主義”,恰是妥妥的魔幻現實。

1413年

蒙元精于武功,疏于文治,終究是“只識彎弓射大雕”。但其一大貢獻,就是在地方上設“省”的政制。

元以前,秦實行的郡縣制,凡中央以下皆為郡,所謂“百代都行秦政法”。漢承秦制,但又秉持“非劉姓不可為王”,故漢初郡國并行,后在郡國上又加州刺史。魏晉南北朝承襲漢制,幾無創新。及至隋文帝楊堅時,為了掣肘士族大財閥,實行州縣制,其子楊廣改為郡縣制。唐代和遼朝在中央下設道,宋金則在中央下設路,西夏實行州縣制。

“省”最初是職位指代,至今日韓尚存。元的行省制,主要代表中央分馭地方,央權大而不專,地權小而寬泛。歷經明清兩朝完善后,最終成了現代中國的行政體制。

農耕時代,軍政是第一訴求,“爾等不得謀反”系歷代帝國一切經略的基點。貴州地處西南中心,扼控川陜、兩湖、兩廣、云南的交通命脈。因為鞭長莫及而有心無力,雖居戰略要害,秦漢之際的當家人對貴州也只有“附則受而不逆,判則棄而不追”的敷衍塞責,唐宋則以羈縻州郡控,元朝因為地域廣袤,干脆土司以制之。

朱元璋與元朝梁王把匝刺瓦爾密十幾年的對抗中悟出了一個真理:不控制貴州,縱使拿下云南及中南半島也毫無戰略定力可言。他在向征南大將軍傅友德面授機宜時,便決然設置了貴州都指揮使作為云貴地區的軍事中樞。

朱棣兵不血刃地廢掉較早且根基極穩的思南和思州兩大土司后,續設主導行政的布政使司和刑獄方面的提刑按察使司。至此,明帝國省一級建置的三司機構已全部落地貴州——貴州省誕生了,在紀元1413年。

方?牂牁?夜郎?…就叫貴州了!

這是湖廣、四川(含重慶)、云南等區域長年不甚重視也無暇經略的“難于上青天”的三不管區域的聚合體,是明廷兩京十三省的第十三個——北京、南京、浙江、江西、福建、山東、山西、河南、陜西、湖廣、四川、廣東、廣西、云南、貴州。

這件事很大,于明帝國是大事,對貴州更是大事。是明初中國政治大棋局博弈中帶戰略性的一著,它關乎大西南乃至國家全局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的走勢。更為300年后雍正改土歸流奠定了必要的基礎,盡管雍正純屬玩陰的。

繼屯堡時大批長江中游的軍民涌入后,貴州建省給予兩湖人遷入提供了更大的便利。雍正年間,大批嗅覺敏銳的兩廣商業狠人與民眾悉數移入,至今諸多的商務會館遺址便是明證。

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歷史是最好的向導。

原貴州省省長林樹森先生慧眼獨具,在貴州作為西南樞紐的必然性的基礎上,果決地推動貴州省內縣縣通高速的應然性,以內部的交通應然植入外部的樞紐必然。

通道、通道、通道…

是經濟通道還是通道經濟?是貴州1413年建省于今天最大的啟示。

短暫的高光時刻

雖處要害位置,但究竟未到要命的程度。總覺得被中原王朝邊緣化,是前現代貴州人的集體感受,畢竟靠邊站的滋味久了也不好受。于是要各種努力地覓尋歷史的關聯資源。作為貴州人的清代大儒莫友芝,就提出關嶺紅巖碑系“三危禹跡”,篤定其為念功于大禹治水所留遺跡。且判定南北盤江乃大禹治水時的黑水,永寧州一帶為禹貢三危之地,結論是大禹治水涵蓋貴州境內。

先秦以降,伴隨貴州高原的百濮人逐漸衰落,百越、氐羌、南蠻、苗等族群從西、南、東幾個方向陸續涌入,貴州成了幾大族群的匯點。因為大部分的涌入并非出于自愿,更多是跟戰亂或政治失意關聯,各族有各族的宏大敘事,表現形式也是五花八門,仁者見仁。

歷史永遠是吊詭的,總是樂于給人意外,貴州恰是讓人感到意外較多的地方。轉折福地,奇跡之域。在貴州發生任何奇跡都是正常的事,因為它的存在就是奇跡的本身。

工業,這個跟偏安西南一隅的貴州始終若即若離的新型生產方式,突然在1930年代到1960年代熱鬧了一番。

日寇全面侵華后,貴州作為較穩定的大后方,國民政府基于抗戰與民生的雙重考量,悉數在黔開辦貴陽電廠、貴陽煙廠、筑東煤礦、貴州水泥廠、貴州機械廠、貴州玻璃廠等十多家含有官僚資本性質的工業企業。同期,浙江大學也西遷湄潭。

另一次從1965年起,為防美帝蘇修的原子武器侵襲,工業建設由調整整頓轉入大規模的“三線建設”,從工作籌建逐步進入工廠內遷。貴州作為“三線建設”的重點省份,進入高潮。

當年,六盤水煤炭工業基地完成了六枝礦井的配套建設工程,并動工興建水城礦區老鷹山豎井、汪家寨斜井。全年工業總產值11.43億元,與上年相比增長29.4%,比1962年增長60.5%,年平均遞增15.1%。

1966年有12處礦井開工建設,在建礦井規模達100萬噸,當年完成基建投資2.5億元,為預期的190%,共進尺70961米。全年工業總產值12.98億元,增長13.7%。

1970年1月1日,中國第一個超硬磨料、磨具專業工廠——第六砂輪廠在貴陽建成投產;12月9日,貴州能產載重4噸的“烏江”牌汽車,結束了貴州不能生產汽車的歷史。這一年,工業總產值20.75億元,與上年相比增長1.02倍,比1965年增長79.1%,年平均遞增12.4%。

1975年,全省工業總產值24.97億元,比上年增長39.9%,比1970年增長52.4%,年均遞增8.8%。

民國時期的基礎奠定與建國后的“三線建設”,貴州基本建成了以現代工業為骨干、門類較齊全的工業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貴州工業底子薄的局面,增強了貴州工業的經濟實力。空間工業布局上,初步形成以貴陽為中心,六盤水、遵義、安順、都勻、凱里等各具特色的貴州工業城市格局。

那時,貴州著實高光了一回,天南海北男女老少南腔北調一鍋煮。不是讀錯就是調錯的貴普話,也在這一次得以大面積演練。但究竟那是特殊時期的計劃行為,改革開放后,游戲規則變了。用鄧公的話講:年度計劃、五年計劃、十年規劃、中心和重點不要多考慮指標,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優先的地位。

人和機器都回老家后,貴州又回歸了昔日的寧靜,除了幾個挖煤、發電和賣酒的人仍在忙碌外。模仿是沒有未來的,等靠要更會彷徨更多。跟歷史上幾次大移民不一樣的是,這次留下來的人不多,大家都急于跑沿海發家致富去了。工商時代,多情多義的貴州人似乎始終不太適應。

大家的故鄉

苦于選擇什么文明,愁于人類未來的出路,大約是幾千年來人類的集體主旨,孰是孰非不好講,充其量算程度問題。

早期,老子主張小國寡民,孔子時常感嘆“禮崩樂壞”。面對更猛烈的現代工業文明,尼采干脆宣布“上帝已死”,他的下一句——是我們殺死他的。

幾百年來,天主教世界所主導的現代文明幾乎成了持續的終極追求。所謂“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即其意指。全部的科學和文學,皆在這命題里找見自己的立場,或反現代文明,或鼓呼現代文明。

工業革命后,尤其民族國家的出現,殖民化、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成了“現代文明”的主旨,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豈止中國,連同北美、拉美、非洲大陸、南亞次大陸、東亞、中亞、西亞等農耕與游牧文明皆一并如此——悉數遭到已然完成工業革命的歐洲列強的殖民化或半殖民化。

以工業化與城市化所建構的原教旨西方現代化,自然是親資本與親規模的。隨著被迫開放尺度的不斷加大,以鄉村破敗為代價的城市化亦獲得長足的進展。以農為本還是以工商為本? 結論是保住我們的鄉土文脈,又不能在現代化上落后于任何列強。

農業文明的生產結構是:人/畜/物

工業文明的生產結構是:人/機/物

信息文明的生產方式是:人/機/信/物

可以想見,農業文明是穩定性最佳的,因為“人畜”相互,結果可盼可控。產能過剩的經濟危機及信用失衡的金融危機是常態,因“人機”矛盾是工業文明一定的。信息文明所帶來的更復雜,持續智能化的結果,人類幾乎在一種不可控不自主的狀態下揮揮霍霍。

科技以人為本自是好事,倘不然呢?

單純的發展主義帶來的致命性,是我們的心愈發無處可安。心即家園,家園即故鄉。鄉愁,倘能回去,可以不愁;若回不去,愁也無用。

大約深受尼采影響,魯迅也糾結于現代文明。他在《故鄉》里就表了態——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卻并不感到怎樣的留戀。

可惜科技是停不下來的,因為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都沒法停下做強產業技術和做大GDP的步伐。折中之法,是走生態經濟發展之道——一條依靠自然、利用自然而又保護自然,與自然和諧共處、互動發展的可持續發展之路。這本來也是東亞文明的一貫主張。

在未來多文明的全球共同體下,建設性之道是棄絕硬性的頗帶原教旨的普世主義,接受多樣性和尋求文明間的最大公約數,從“一極領導”向“多極主導”過渡。

鄉土文明是華夏民族的河床,而一切“新”的科學、技術,以及一切優秀的思想、文化、制度,是河流。鄉土文明的物理空間并不都在鄉村,但靈魂卻總在每個華人的言行里。鄉土者,熟人世界也,不一定都需要文字溝通,但不代表沒文化。

貴州,正嘗試在工業文明與生態文明之間開辟一條“綠色通道”,是把生態文明拿來當飯吃,不只是賞心悅目。

貴州具備這個基礎——史前文化是背書、傳統文化是根脈、紅色文化是底色、民族文化是基礎、山地文化是資本、通道文化是優勢、制度文化特色、江河文化是魅力、生態文化是根本。倘若這些是“多彩貴州”的成因和基礎,又假設“多彩貴州”是貴州的“使用價值”,則“故鄉貴州”就是貴州的“交換價值”。

貴州,風景就在路上,鄉愁盡在眼底,故鄉自在身邊。

故鄉貴州,大家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