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信息: 當研究主要由資金驅動時我們失去了什么

21世紀是科技高速發展的時代，互聯網漸漸走入人們的生活。互聯網就像一張網。把我們緊緊聯系起來，現在的衣食住行都離不開互聯網科技，下面分享一篇關于互聯網科技的文章給大家。

今天的科學面臨著似乎與公眾無關的危機、問題和問題。數據和復制的完整性;關于使用統計數據和p值的問題;過度競爭融資的后果;將STEM教育作為職業道路的過度推銷;傳統職業階梯上的科學職位稀缺;監管研究緊張;以及其他懷疑的理由，都使當前的科學領域生機勃勃。但是，我們和公眾傾向于從過去的科學及其偉大成就的角度來看待科學，而科學的研究、評價和問責的方式不再符合它的歷史形象。

舊的圖像關注于發現，把科學家看作或多或少自主的探究者。我們可以稱之為自由科學理論。兩位物理化學家——曼徹斯特大學的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和哈佛大學的詹姆斯?布萊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闡述了這一觀點。曼哈頓計劃改變了一切。規模變大——大的科學和大的預算到來了。隨著團隊科學的出現和大規模技術的應用，人們的職業生涯也發生了改變。大的科學意味著大的錢，大的錢意味著需要證明支出的合理性。這與舊的科學形象是一致的，即即使是懸而未決的“純”科學也可能產生應用，然后產生可用的技術。

作為自由主義科學理論的核心，科學是由遵循自己最佳直覺的自主個體所產生的自發秩序，這種觀點在實踐中變得不那么重要了。大學找到了建立資助的方法——進入科學家的獎勵結構。優點被重新定義為包括企業家精神。但是，隨著20世紀70年代資金相對于尋求資助的科學家的供應出現緊縮，學術科學領域的就業市場也出現了緊縮。

發現倫理提供了一種簡單的方式來與公眾建立聯系:發現者將發現與文化英雄聯系起來，并將其人性化，并將他們的名字與他們的發現聯系起來，使他們永遠出名。科學悄無聲息地發展出了一種新的倫理，或者說是一種源于強調科學中較小部分的倫理，一種生產力倫理。生產力倫理需要一種不同的關系，這種關系是由科學的實踐價值觀念逐漸形成的。

但現在，在探索的道德規范下，生產意味著不同于生產力的東西。它意味著產生結果，實際上是有“影響力”的結果。專利和引用一起被統計，授權數量也被統計。上世紀90年代末，一個新的科學資助案例獲得了發展勢頭，其首字母縮寫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于2001年出現。STEM教育將帶來高薪(高科技)工作的承諾開始推動國家教育政策。

科學是被視為技術未來的核心，因此也是研究投資的更大目標。但隨著投資而來的是問責制。指標評價大學的使用,和指標篩選的方式個人科學家,積極約束的選擇研究,不僅如此:決定如何研究限制通過他人的期望,并通過制度審查委員會、資助者和期刊。在私營部門的大學之外，很大一部分科學受到投資、融資和監管接受的現實的限制。

從資助者的角度來看，這些新的責任形式是一件好事:它們給科學家的關系帶來了紀律，并將科學工作推向實際結果。

有了它，關于科學的自主性和與科學的社會契約的陳詞濫調就變得過時和不相關了。我們現在簽訂的“契約”不是抽象的。它們是與利益相關者和資助者之間的書面契約，這些人有科學家可以和他們交流、也應該和他們交流的切實需求。大資金意味著更大的組織和更多的集體決策。

看似時尚主導的科學，其實是快速變化的環境和快速變化的需求主導的科學。舊的職業模式失去了相關性。舊的研究模式也將如此。“再寫一篇論文”將不再足夠，因為我們不再關心基本的發現。改進和擴展我們的模型來處理實際問題將更加重要。

科學發展的方式回答了一個一直困擾著“純科學”追求的問題:什么證明使用稀缺資源可以造福他人是合理的?今天的科學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答案是影響力。

科學似乎已經形成了它目前的體制結構，從而形成了現在的科學的結構和內容，這是不可避免和必要的變化的結果。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問，我們所描述的結果有多少不是科學必然成熟的產物，而是選擇的產物。我們還可以問，這些選擇是否是對失敗的接受——接受科學主要關注“影響”，在它的愿景中受到可用的資助機制的限制，與昂貴的技術和昂貴的產出相結合，通過同行審查和激烈的資金競爭使其墨守成規。

舊體制在科學的效用和通過規范進行純調查的目標之間進行調解。科學家所堅持的準則使他們值得信賴和值得信賴。科學家監管。新的定量問責制度會導致欺騙、跟風、從眾和屈從于贊助商，而這些贊助商的資金使其有可能參與競爭。競爭是公認的，但它變成了對資金和可衡量的“結果”的競爭。“當對科學的需求轉變為對科學的需求時，需要付出的代價是自主。

我們可以說，不再需要自主性，或者科學家已經擁有了科學所需的所有自主性和所有外部強加的問責規則。但這種立場的代價更大。隨著內部控制變得不那么明顯，人們對科學的信任也在下降。問責制，特別是以可量化和可操作的標準的形式出現的問責制，并不是對這種變化所產生的問題的答案:問責制是外部控制代替內部控制。過去的內部控制并沒有回答科學家們現在應該面對的問題，尤其是科學可以合法提供的東西和科學需要的東西之間的關系。

我們需要問問自己，我們是否已經失去了一些寶貴的東西:有新想法的年輕科學家冒著風險、追尋推動發現的直覺的可能性，而不僅僅是事業。下一個變化是:科學家本身需要成為這一主題的新思想來源:科學的分支需求。